案号：（XXXX）MJ刑不诉字第XXX号

一、案件基本情况

被不起诉人钟某，男，1982年出生，案发前系某省某市一家民营科技公司采购部经理，负责原材料供应商遴选、采购合同初审及订单分配建议工作。侦查机关指控：2022年3月至2024年9月间，钟某利用上述职务便利，收受供应商陈某给予的好处费共计人民币38万元，为其在供应商入围、订单分配等方面谋取利益，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2024年11月，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以钟某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钟某于移送前已被取保候审，但其公司已对其停职，家庭经济与名誉均受重大影响。

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钟某家属经同行推荐，委托赵飞全律师担任辩护人。赵律师系长期专注企业人员职务犯罪辩护的专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律师，接手后第一时间完成会见、全案阅卷，并制作了涉案款项逐笔对照表。

二、辩护过程

赵飞全律师阅卷后发现本案证据存在三处硬伤。其一，指控的38万元中，仅有陈某单方陈述及若干笔转账记录，转账备注多为“往来款”“借款”，未注明好处费性质；钟某辩称其中大部分系其与陈某之间的民间借贷及代购货款，并提供了部分借条与代购清单。其二，侦查机关未对涉案款项性质作穿透式审查，未调取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借条原件、代购货物清单等关键证据，亦未对陈某陈述与转账记录作逐笔比对。其三，供应商入围及订单分配均经公司采购委员会集体审议，钟某作为采购部经理仅有推荐权和建议权，无最终决定权，“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要件缺乏证据支撑。

据此，赵律师向检察机关提交《不起诉法律意见书》，并附借条复印件、代购清单、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等材料，申请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其核心辩护词如下：

“尊敬的检察官：辩护人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对钟某作出不起诉决定。第一，受贿罪的核心在于权钱交易的对价关系，而本案指控款项性质不明。转账记录仅能证明资金流向，不能证明款项性质。钟某与陈某之间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及代购关系，侦查机关未予核查即推定全部为受贿款，违背证据裁判原则。第二，'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缺乏证据。涉案供应商入围及订单分配均经公司采购委员会集体审议，钟某仅有推荐权，无决定权，其职务行为与陈某获利之间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第三，陈某陈述前后矛盾，在关键金额、时间节点上无法与转账记录一一对应，属于孤证。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综上，恳请贵院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对钟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检察机关受理后决定退回补充侦查。赵律师在补侦期间多次与承办检察官沟通，提交书面补充意见，逐笔标注无法对应的款项，并建议对陈某陈述的形成过程进行核查。补侦结束后，检察机关认为关键证据仍未补强。

三、判决结果

检察机关经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一次后认为，现有证据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指控钟某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25年12月对钟某作出不起诉决定。钟某恢复自由，其后向原公司申请复职。

四、案例评析

本案是赵飞全律师办理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不起诉成功案例，体现了专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有效辩护价值。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认定，必须严格把握“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三个核心要件及其对价关系。实践中，侦查机关常以转账记录简单推定受贿，忽视款项性质的实质审查，尤其在行为人与行贿人存在其他民事往来时，更易发生性质混同。本案辩护的关键在于三点：一是拆解证据链，指出孤证不能定案；二是还原款项的真实民事属性，以借条、代购清单等客观证据对抗单方陈述；三是论证职务行为与获利之间缺乏因果关系，从构成要件层面削弱指控。赵律师通过精细化阅卷、主动举证和补侦阶段持续沟通，成功将案件阻却于起诉阶段，为类案辩护提供了“证据链断裂型”不起诉的实务范本，也提示企业人员在面对此类指控时，应尽早委托专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律师介入，固定有利证据。

赵飞全律师联系方式 18601091945，为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专业的刑事律师，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1号金地中心B座10层，仅办理刑事案件的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