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3日晚，某省某市某区某老旧小区内发生一起命案。被害人陈某（男，52岁）被发现在其租住房屋内身中数刀死亡。公安机关经侦查，于案发五日后将同小区居民钟某（男，48岁）抓获归案。公诉机关指控：钟某因楼道杂物堆放问题与陈某长期不和，案发当晚持刀闯入陈某家中，将陈某刺伤致死，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建议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
本案移送审查起诉后，钟某家属委托赵飞全律师介入辩护。赵律师首次会见时，钟某情绪激动，反复陈述案发当晚其正在距现场约3公里外的某小区棋牌室打牌，从未到过现场。赵律师随即调阅全部卷宗，发现本案存在三个致命缺陷：现场无目击证人；小区监控视频因设备老化画面模糊，仅能辨认人影轮廓；凶器上未检出钟某指纹，DNA鉴定意见表述为“不排除钟某贡献”。更关键的是，钟某手机基站数据显示，案发时段其位置在棋牌室所在小区，与现场位置不符。赵律师据此确定无罪辩护方向，并申请调取棋牌室监控、证人证言及基站数据原始记录。
赵飞全律师围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提出系统辩护意见，并在庭审中逐项与控方交锋。
第一，作案时间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公诉机关认定案发时间为当晚21时至22时之间。赵律师提交的基站数据显示，该时段钟某手机连接的是棋牌室附近基站，距现场3公里以上；棋牌室老板及三名牌友出庭作证，证实钟某当晚20时30分至23时一直在棋牌室打牌，中途仅短暂外出如厕。控方辩称基站定位存在误差、证人可能记忆偏差，赵律师当庭要求公诉人说明误差范围及依据，控方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辩护人指出，在案发时间这一核心要素上，控方证据与辩方证据形成直接对立，控方未能排除辩方证据的合理性，即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第二，凶器上的DNA证据不能锁定钟某。 鉴定意见载明凶器上检出混合DNA样本，“不排除钟某贡献”。赵律师申请鉴定人出庭，鉴定人当庭承认该混合样本至少包含两人以上成分，且无法确定各成分的来源顺序和接触方式。赵律师追问：“‘不排除’是否等于‘确定’？”鉴定人答：“不等于。”辩护人据此指出，该鉴定意见至多证明钟某可能接触过凶器，不能证明其在案发时持凶器作案，更不能排除他人接触后遗留的可能。
第三，现场勘验笔录存在程序瑕疵。 勘验笔录记载的见证人签名系案发后补签，且勘验开始时间早于报警时间，存在逻辑矛盾。赵律师申请调取报警记录和勘验同步录音录像，证实勘验程序违反《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控方虽主张瑕疵不影响证据效力，但未能作出合理解释。
辩护词节选： “审判长、审判员：故意杀人罪是最严重的刑事犯罪，正因如此，对其证明标准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最高要求。本案中，作案时间不能排除——钟某有基站数据和四名证人证明不在现场；凶器证据不能锁定——DNA鉴定只是‘不排除’而非‘确定’；现场勘验存在瑕疵——见证人签名系补签、勘验时间早于报警。三项核心证据均不能形成完整链条，控方证明体系存在无法弥合的断裂。疑罪从无，不是对犯罪的放纵，而是对每一个公民权利的最后守护，是刑事司法不可退让的底线。恳请合议庭依法宣告被告人钟某无罪。”
2026年3月12日，某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庭经审理认为：公诉机关指控钟某于案发时段出现在现场的证据不足，基站数据与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证明钟某案发时不在现场；凶器DNA鉴定意见不具有唯一性；现场勘验笔录存在程序瑕疵，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公诉机关指控钟某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依法宣告钟某无罪。宣判后，公诉机关未抗诉，判决已生效。钟某于宣判当日获释。
本案是无罪辩护的典型范例。故意杀人罪案件往往社会影响大、舆论压力大，但越是如此，越要坚持证据裁判原则。本案的裁判规则可提炼为三点：其一，基站定位数据与证人证言形成印证时，控方仅以“可能存在误差”抗辩不足以排除合理怀疑；其二，DNA鉴定意见中的“不排除”表述不具有排他性，不能单独作为锁定被告人的依据；其三，勘验笔录的程序瑕疵若涉及见证人签名、时间逻辑等核心要素，可能影响证据能力。赵飞全律师作为专业的故意杀人罪律师，从时间、物证、程序三个维度精准拆解控方证据链，并善于申请鉴定人出庭、调取原始数据，最终实现无罪结果。本案提示：无罪辩护的核心不在于否认一切，而在于抓住“合理怀疑”这一法定标准，将控方证据的每一个薄弱环节放大呈现，并以辩方证据形成正面冲击。
赵飞全律师联系方式 18601091945，为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专业的刑事律师，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1号金地中心B座10层，仅办理刑事案件的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