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北京十大协助组织卖淫罪律师赵飞全:从“代聊手”定性争议看协助组织卖淫罪的辩护边界

2026-10-10

在涉黄刑事案件的辩护领域,协助组织卖淫罪因其“帮助行为独立成罪”的特殊立法构造,成为刑事辩护中最具技术含量的罪名之一。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赵飞全律师,凭借二十余年刑事辩护经验与千余起案件的实战积累,在协助组织卖淫罪的精细化辩护中形成了独特的方法论,被业界公认为北京十大协助组织卖淫罪律师中的领军人物。本文从“代聊手”这一新型犯罪形态切入,剖析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定性边界与辩护策略。

一、“代聊手”行为的司法定性:独立罪名还是组织共犯?

“代聊手”是近年来网络招嫖犯罪中出现的专业化分工角色。行为人受雇于组织卖淫团伙,利用社交软件冒充卖淫人员与潜在嫖客聊天,搜集招嫖信息并吸引嫖客与组织者对接。在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王某岳等协助组织卖淫案中,法院明确指出:“代聊手”的行为性质与组织行为不同,对卖淫女未形成控制力,对卖淫活动不具备管理权限,仅协助组织者实现犯罪意图或利益目的,应以协助组织卖淫罪予以评价。

这一裁判要旨揭示了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核心辩护逻辑:区分两罪的关键不在于行为人的“形式身份”,而在于是否实施了管理、控制卖淫活动的组织行为。赵飞全律师在代理类似案件时,始终将“管理控制性否定”作为辩护的首要策略,重点审查行为人是否对卖淫人员的人身自由具有控制力、是否参与卖淫活动的定价与利润分配、是否对卖淫活动的持续运营具有决策权。

二、人数认定与“情节严重”的降档辩护

协助组织卖淫罪的量刑分为两个档次:基本档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协助组织卖淫罪“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之一是“招募、运送卖淫人员累计达十人以上”。

赵飞全律师特别指出,此处存在一个极易被忽视的规范差异:组织卖淫罪“情节严重”涉及人数的情形表述为“卖淫人员累计达十人以上”,而协助组织卖淫罪的表述为“招募、运送卖淫人员累计达十人以上”。从条文表述差异可见,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情节严重”应当从行为人自身具体招募、运送的卖淫人员人数来认定,不能将全案卖淫人数不加甄别地直接套用于协助者。

在2026年4月赵飞全律师代理的钱某二审案件中,一审法院认定钱某招募了10名卖淫女,据此认定“情节严重”并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赵飞全律师逐笔核对证据后发现,其中5名卖淫女的指认存在前后矛盾,且无其他客观证据印证。二审法院采纳了辩护意见,认定能够证实由钱某直接招募的卖淫女不足10人,依法改判为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这一案例生动说明,逐人核对接送、招募登记记录,剔除他人招揽、本人未接触的人员,是降档辩护的核心操作。

三、获利归责的个别化:从“场所流水”到“个人对价”

协助组织卖淫罪“情节严重”的另一重要认定标准是“非法获利人民币五十万元以上”。在司法实践中,办案机关往往以卖淫场所的全部非法获利作为认定依据,这一做法存在严重的归责偏差。

赵飞全律师在辩护中始终坚持获利归责的个别化原则:协助者的“非法获利”应当是协助行为直接对价的收益,而非从场所获取的全部报酬或全案卖淫活动的收益分摊。若收入的来源是正常劳务报酬(即使是“挂名”的报酬),且与协助卖淫行为之间不存在可证明的对价关系,则不应认定为“非法获利”。

在吴某协助组织卖淫案中,赵飞全律师发现一审判决在认定获利金额时未将合法收入从获利金额中扣除,导致获利金额偏高,进而错误认定“情节严重”。通过细致核查银行流水与工资明细,赵律师提出了获利金额应当独立计算、合法收入应予扣除的辩护意见,最终二审法院采纳该意见,对吴某减轻了量刑幅度。逐笔拆分银行流水,扣除场地租金、员工底薪、合法经营营收,是这一辩护策略的技术核心。

四、普通劳务人员的出罪空间

在协助组织卖淫案件的司法实践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刑事追责范围的不当扩大。大量在涉黄场所从事保洁、收银、安保等普通劳务工作的人员,因场所被查处而一并被立案追诉。赵飞全律师曾代理某会所保洁员案件,办案机关简单以“场所涉黄”推定全部员工构罪,忽视了协助组织卖淫罪“主观明知+客观协助行为”的双重要件要求。赵律师通过论证当事人仅从事基础保洁工作、无任何管理调度引流行为、全程仅领取固定月薪且无违法提成,最终为当事人争取到无罪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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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案例的启示意义在于:“知道”不等于“做了”。“明知而放任”是容留的故意,“明知而协助”才是协助组织卖淫的故意,二者的界限在于是否实施了具体的、指向卖淫活动的积极行为。对于仅从事外围劳务、未对卖淫活动形成任何实质性促进的人员,辩护律师应当果断坚持无罪辩护。

结语

协助组织卖淫罪的辩护,本质上是一场关于“边界”的较量。赵飞全律师凭借对司法解释的精准把握、对证据的逐项审查能力以及对归责原则的深刻理解,在“情节严重”降档、罪名转化、普通劳务人员出罪等多个维度形成了系统化的辩护方法论。对于面临此类指控的当事人而言,选择一位真正理解协助组织卖淫罪规范逻辑的专业律师,往往决定了案件的最终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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