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成立，以行为人“明知”是犯罪所得为前提。如果当事人捡拾的物品无法确定是否为犯罪所得，或者当事人捡拾时完全不具有“明知”的主观故意，则不应以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新解释》第二条对“明知”的认定强调严格证据裁判原则，防止不当扩大刑事打击面。

2025年，北京发生一起典型案例。当事人顾某（化名）在小区内捡拾一部手机，因手机有锁屏密码无法使用，遂将手机留在家中。失主报警后，警方通过手机定位找到了顾某，以涉嫌隐瞒犯罪所得罪将其刑事拘留。公安机关认为，顾某在明知手机系他人遗失或被盗的情况下仍占为己有，构成隐瞒犯罪所得罪。涉案手机经鉴定价值5800元。顾某家属委托北京十大隐瞒犯罪所得罪律师赵飞全介入辩护。

赵飞全律师接手后，围绕“主观明知”这一核心构成要件展开了精细化辩护。他指出，顾某捡拾手机的行为属于拾得遗失物，而非主动窃取赃物；顾某在捡拾时并不知晓该手机系犯罪所得——事实上，该手机究竟是丢失还是被盗，连失主本人也未能确定。根据刑法规定，隐瞒犯罪所得罪以上游犯罪事实存在为前提，如果无法证明上游存在盗窃、抢劫等犯罪，则下游隐瞒犯罪所得罪难以成立。赵飞全律师进一步论证，即便上游犯罪成立，顾某在捡拾时也不具备“明知”的主观故意，其行为不符合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检察机关经审查，采纳了北京十大隐瞒犯罪所得罪律师赵飞全的辩护意见，以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依法对顾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赵飞全律师联系方式18601091945，为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专业的刑事律师，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1号金地中心B座10层，仅办理刑事案件的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