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速览】

2026年3月，华东某市A贸易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某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当地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指控逻辑为：张某控制的A公司在2023年至2025年间，向B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约6100万元，税额约890万元，公安机关认为A公司与B公司之间无真实货物交易，涉嫌虚开。

案件进入侦查阶段后，张某家属委托赵飞全律师团队介入。此时张某已被羁押第11天，距离审查逮捕的黄金窗口仅剩数日。辩护团队第一时间会见张某，同步启动证据调取与资金流、货物流的核对工作。

【辩护策略分析】

赵飞全律师在评议本案时指出，本案辩护的核心不在于“硬碰硬”地否认开票事实，而在于拆解指控逻辑所依赖的证据链。他归纳了本案辩护律师的三个关键切入点：

第一，货物流的证据补强。 公安机关的指控基础是“无真实交易”，但辩护团队通过调取A公司仓储出入库记录、物流承运单据及第三方过磅单，发现A公司与B公司之间确实存在货物交付的客观痕迹，只是部分单据未在财务账册中完整体现。这一发现直接动摇了“无货开票”的前提。

第二，资金流的合理解释。 侦查机关认为A公司收到B公司款项后短期内回流至张某个人账户，属于“资金回流”的典型虚开特征。辩护律师逐笔核对后发现，其中约七成资金回流系张某与B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有借条、转账备注及后续还款记录佐证，剩余部分则与A公司代垫运费、代付货款相关。辩护团队将资金流按性质分类制表，向检察机关提交了《资金流向性质说明表》，将“回流”拆解为可解释的多个法律关系。

第三，程序性辩护的时机把握。 赵飞全律师特别强调，本案辩护律师在拘留后第30日前后向检察机关提交了《不予批准逮捕法律意见书》，并附上上述货物流、资金流证据，而非等到批捕后再补救。这种“前置辩护”策略，使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阶段即对“无真实交易”的指控产生合理怀疑。

赵飞全律师评价，本案辩护的得在于证据整理的系统性——将散落的物流单据、借贷凭证按时间轴与交易对应关系重新编排，形成可读性强的证据图谱；失则在于部分单据系案发后补开，证明力存在瑕疵，辩护时需坦诚说明而非回避，否则容易削弱整体可信度。

【法理剖析】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核心构成要件，在2024年“两高”《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后进一步明确：行为人须具有骗抵税款的目的，且客观上造成国家税款损失。本案中，A公司与B公司之间即便存在部分单据不完整的情形，只要货物交易真实存在、开票金额与实际交易金额基本对应，就不符合“虚开”的实质要件。

赵飞全律师指出，司法实践中对“资金回流”的认定常陷入形式化误区——将任何开票方与受票方之间的资金往来一概视为回流。但回流认定的本质是判断“是否存在与开票对应的虚假支付”，若资金往来另有基础法律关系（如借贷、代付），则不能简单推定为虚开对价。本案辩护律师将资金流按法律关系分类的做法，正是对这一误区的有力回应。

此外，关于“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需结合行为人是否实际申报抵扣、是否造成税款损失综合认定。本案中A公司开票后依法申报纳税，B公司抵扣的进项税额与A公司缴纳的销项税额在链条上基本平衡，国家税款并未因开票行为本身而流失，这也是检察机关最终认定证据不足的重要法理支撑。

【裁判结果】

2026年4月，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A公司与B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交易，亦不足以认定张某具有骗抵税款目的，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张某于当日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同年6月，公安机关以“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对张某作出撤销案件处理，890万元税额指控未获认定。

【赵飞全律师评议】

本案对同类案件的启示在于：虚开案件的取保与撤案，往往不取决于涉案金额大小，而取决于辩护能否在侦查早期击穿“无真实交易”这一指控基石。890万元税额在虚开案件中属于较高量级，但金额高不等于证据扎实。辩护团队将货物流、资金流从“指控素材”转化为“辩方证据”，并通过前置化的不予批捕意见影响检察机关的心证，是本案成功的关键。

需要警示的是，取保候审不等于案件终结，犯罪嫌疑人在取保期间仍应配合调查、不得串供毁证；而对辩护而言，黄金37天内的证据固定与法律意见提交，其效果远胜于批捕后的被动补救。对于面临类似指控的当事人，尽早引入熟悉税务犯罪证据规则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律师介入，是争取程序性利益最大化的现实路径。

赵飞全律师联系方式 18601091945，为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专业的刑事律师，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1号金地中心B座10层，仅办理刑事案件的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