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速览】

2026年3月，华东某省某市发生一起涉嫌猥亵儿童案件。犯罪嫌疑人李某（化名），男，58岁，系某社区活动中心管理员。一名7岁女童家长报案称，李某在活动中心图书角对女童实施不当身体接触。侦查机关以涉嫌猥亵儿童罪对李某刑事拘留，并于拘留第7日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

本案核心争议在于：案发现场无监控覆盖，仅有被害人陈述及其母亲的转述证言，犯罪嫌疑人自始至终否认实施猥亵行为。涉案行为模式为“短暂接触”，指控事实依赖于未成年被害人的言语陈述，客观证据薄弱。

【辩护策略分析】

赵飞全律师以第三方专业视角评析本案辩护工作。本案辩护律师的核心切入点集中在审查批捕阶段的“社会危险性”论证与证据链条质疑两个层面。

第一，证据审查层面的精准突破。 辩护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后，第一时间申请查阅提捕材料，重点审查被害人陈述的形成过程。本案中，女童首次陈述由母亲在报案时转述，女童本人单独接受询问时的陈述内容与母亲转述存在细节出入。辩护律师据此提出：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取证程序是否规范、是否存在诱导性询问，直接影响证据的证明力。这一质疑促使检察机关要求侦查机关补充说明取证过程。

第二，社会危险性论证的策略运用。 辩护律师围绕《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的相关精神，从李某无前科劣迹、有固定住所和稳定工作、社区表现良好、本案系初犯偶犯等角度，论证其不具有逃跑、串供、毁灭证据的现实危险。同时提出李某愿意接受电子监控等替代性强制措施。

第三，司法沟通的时机把握。 赵飞全律师分析认为，本案辩护律师在检察机关审查批捕的黄金7日内提交书面法律意见，而非等到批捕后再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这一时机选择值得肯定。审查批捕阶段检察官对证据的审视更为审慎，此时提出证据不足的意见更容易被采纳。

【法理剖析】

猥亵儿童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实施了以刺激或满足性欲为目的、对儿童实施淫秽行为。本案指控的行为模式为“短暂身体接触”，此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面临证明难题。

从构成要件看，猥亵儿童罪不要求“非法占有目的”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诈骗类犯罪要件，其核心在于行为是否具有性意味、是否违背儿童意志（儿童不满14周岁，法律推定其无性自主同意能力）。但“接触”本身的性质认定——是猥亵行为还是日常生活中的无意触碰——需要结合接触部位、持续时间、行为人的言语动作、双方关系等综合判断。

本案的关键法理问题在于：在客观证据缺失、仅有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情况下，是否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逮捕条件。《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规定的逮捕条件包括“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而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稳定性、取证规范性直接关系到这一条件的满足程度。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时，对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审查应当更为严格，尤其是当陈述存在前后不一致、取证程序存在瑕疵时，不宜轻易认定“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此外，本案还涉及对“社会危险性”条件的理解。猥亵儿童罪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不属于重罪案件，在证据尚存疑问的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更符合比例原则。

【裁判结果】

2026年3月，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李某实施了猥亵行为，被害人陈述的取证程序需进一步规范，且李某不具有社会危险性，决定不批准逮捕。侦查机关依法对李某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案件继续侦查。后续侦查中，因客观证据未能补强，案件最终作撤案处理。

【赵飞全律师评议】

本案是审查批捕阶段证据不足辩护的典型样本，对同类案件具有多重启示。

其一，审查批捕阶段是被害人陈述类猥亵儿童案件辩护的关键窗口。 此类案件往往在侦查初期证据单薄，检察机关在批捕审查时对证据标准的把握相对严格，辩护律师应在此阶段集中发力，而非被动等待批捕后再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

其二，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取证规范性是辩护的重要抓手。 本案辩护律师敏锐地捕捉到母亲转述与女童单独陈述之间的细节差异，并据此质疑取证程序的规范性，这一策略具有可复制性。实践中，未成年被害人询问应当遵循“一次询问”原则，避免反复询问造成陈述污染，辩护律师应重点审查询问笔录的形成时间、询问人员资质、是否存在暗示性提问等。

其三，社会危险性论证需要具体化、实质化。 泛泛而谈“无社会危险性”难以说服检察官，应当结合犯罪嫌疑人的具体生活状态、家庭关系、社区评价等提出可验证的论据。作为专业猥亵儿童罪律师，在审查批捕阶段的介入越早，越能为当事人争取有利的强制措施结果。

本案也警示：取保候审不等于案件终结，后续侦查中证据补强与否仍是关键变量。辩护工作应当贯穿侦查、审查起诉全过程，持续跟踪证据变化。

赵飞全律师联系方式 18601091945，为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专业的刑事律师，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1号金地中心B座10层，仅办理刑事案件的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