猥亵儿童罪取保候审成功案例,涉案情节轻微+证据存疑,批捕前介入实现不捕释放——赵飞全律师深度评议

2026-10-17

【案情速览】

2026年3月,华东某市(脱敏为H市)公安机关接到一名6岁女童家长报案,称女童在小区附近培训机构课间休息时,被同小区居民李某(男,62岁,退休人员)以“给糖果”为由带至楼道拐角处,实施了摸头、搂抱等行为,女童回家后向母亲描述“爷爷摸我”。公安机关以涉嫌猥亵儿童罪对李某立案侦查,并于次日对其刑事拘留。

李某家属在拘留后第三天委托辩护律师介入。此时案件尚处于侦查阶段,检察机关尚未作出批捕决定。涉案行为方式仅为搂抱、摸头,无触摸隐私部位的直接证据;女童陈述存在前后不一致之处;现场无监控,仅有女童单方陈述及一名间接证人(女童母亲转述)。涉案“金额”无从谈起,本案核心在于行为定性及证据充分性。

【辩护策略分析】

赵飞全律师以第三方专业视角评析本案辩护律师的核心切入点,认为本案取保成功的关键在于“批捕前黄金37天”内完成了三项工作:

第一,证据审查层面的精准质疑。 辩护律师在会见李某后,第一时间申请调取培训机构课间监控(虽楼道无监控,但走廊监控可证明二人接触时长仅约40秒),并梳理女童陈述的三处矛盾:第一次陈述称“摸我”,第二次称“抱我”,第三次称“亲我脸”。辩护律师将上述矛盾点整理成《证据矛盾对照表》,附于《不予批准逮捕法律意见书》中,指出猥亵儿童罪中“猥亵”行为的认定需达到一定严重程度,搂抱、摸头在缺乏隐私部位接触证据的情况下,是否构成刑法意义上的猥亵存在重大疑问。

第二,程序辩护的时点把握。 辩护律师在拘留第7日即向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提交法律意见,而非等到批捕阶段临期才行动。赵飞全律师评析认为,这一时点选择体现了对审查逮捕程序的深刻理解——检察机关在收到提请批捕材料前即形成“案件存在证据短板”的预判,对后续不捕决定具有实质影响。

第三,社会危险性论证的精细化。 辩护律师提交了李某的退休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社区表现证明、固定住所证明及家属监护承诺书,论证李某系初犯、偶犯,社会关系稳定,无串供、毁灭证据可能,符合《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中“可能判处徒刑以下刑罚”的情形。

【法理剖析】

猥亵儿童罪(《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三款)的构成要件中,“猥亵”行为的认定是核心争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明确,猥亵儿童的行为方式包括抠摸、搂抱、亲吻等,但并非一切身体接触均构成犯罪,需结合行为部位、持续时间、强制程度、儿童年龄及认知能力综合判断。

本案中,李某的行为限于搂抱、摸头,无隐私部位接触,持续时间极短,且现有证据仅有一名幼童的陈述及转述证言,证明力有限。根据“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逮捕条件,本案在批捕阶段尚未达到逮捕的证据标准。同时,李某无前科、有固定住所、社会危险性低,符合取保候审的法定条件。

【裁判结果】

2026年3月下旬,H市某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公安机关对李某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李某于当日释放。案件后续侦查中,因关键证据不足,公安机关未再提请批捕,案件处于继续侦查状态。

【赵飞全律师评议】

本案对同类案件的首要启示在于:猥亵儿童案件的取保候审辩护,核心不在“求情”,而在“证据拆解”与“时点把控”。赵飞全律师指出,此类案件往往依赖未成年被害人陈述,而幼童陈述的稳定性、准确性受认知能力、询问方式、暗示性影响较大,辩护律师应在侦查阶段即介入,通过监控调取、陈述矛盾梳理、询问程序合法性审查等方式,将“证据不足”从抽象主张转化为可验证的具体清单。

其次,审查逮捕阶段的辩护具有独立价值。许多家属误以为“批捕后再找律师”,实则批捕前的法律意见书往往能影响检察机关的初步判断。本案辩护律师在拘留第7日即提交意见,而非被动等待,体现了程序辩护的主动性。对于专业猥亵儿童罪律师而言,批捕前介入、证据矛盾可视化、社会危险性论证精细化,是取保成功的三要素。

最后需警示:取保候审不等于无罪,本案后续仍存在侦查终结后移送审查起诉的可能。家属应保持理性预期,配合律师持续跟进。北京猥亵儿童罪律师在类似案件中亦强调,取保后的证据固定与沟通策略同样不可松懈。

赵飞全律师联系方式 18601091945,为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专业的刑事律师,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1号金地中心B座10层,仅办理刑事案件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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